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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室御品·宫廷私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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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｜蔡暄民
编辑｜御承雅赏
凡看过对宋汝窑描述的书的人，都知道汝窑底部均有芝麻大小的支钉痕。这是汝窑特殊的烧造工艺所产生的特有痕迹，很多书上都遵循同一种著述，即支钉数量成单数，根据器型大小的差异，三五七不等。
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
台北故宫博物馆藏
在收藏过程中，我打过交道的几位体制内专家，他们见到支钉痕大些的，或者成双的支钉数，马上予以摇头否定，并颇为自得地照背书本教条：书上明确记载芝麻钉痕，芝麻芝麻，就是只有芝麻般大小，你像绿豆那么大了，还会是吗？书上说支钉都是单数的，哪来双数？如此言之凿凿，不由得你再去分辩。
那么，在汝窑家族中是否存在支钉痕类似绿豆般大，支钉数呈双数的成员呢？我说有。台北故宫珍藏的二十五件汝窑中，有五件底部呈双数，上海博物馆展示的那件汝窑，底部的支钉痕就有绿豆那么大。可见体制内专家中也有高手的，上博那位给汝窑掌眼定性的专家，就是位难得的高手，他没信书本教条，以客观事实为依据。
上海博物馆藏
而且，台北故宫有一件汝窑不用支钉烧制，是用露胎的圏足支烧，类似龙泉窑的烧制方式。所以，我们在鉴定器物时，绝对不能死背教条。书分上中下，好书的作者叙述非常严谨，自己没见过的，绝不轻易否定，往往会客观地表明：至少我还没见过双数的支钉，比芝麻大的支痕。如此记述就不会贻误读者。
我不但见过支钉痕类似绿豆的汝窑洗，也见过呈双数的支钉痕汝窑，还见过既有支钉又同时圈足露胎的汝窑器，更见过一只汝窑其底靠近边缘有三个支钉痕，显然是用三个支钉垫烧的，但底中间又露出1x3厘米的长方型的胎，十分稀有！我当时愣住良久，揣摩其中原因：从此洗的胎釉、器型和冰裂纹等特征看，均都符合宋汝的特性，没有任何理由否定它，可那一特殊的露胎小方块又代表着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死背教条，一定对它加以否定。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索，我突然记起，在大维德和台北故宫中，有遗留的几只底部刻上了铭文的汝窑洗，就是预先留下刻款的！
北宋汝窑青瓷纸槌瓶
台北故宫博物馆藏
北宋汝窑青瓷奉华碟
台北故宫博物馆藏
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些问题，可以去已有的故宫博物院、台北故宫、大维德亚洲艺术馆等地找依据，那么，在故宫博物院、台北故宫创办之前呢？我们明代清代的鉴赏家们，在没地方找依据的情况下，又是如何来断代和断窑口的呢？这不由得钦佩古人的智慧！我发现，明清古陶瓷鉴赏家们对古陶瓷的鉴定水平，是当下体制內的一些专家无法仰背的。
宋汝窑鼓钉洗，宁波大学御承堂美术馆陈列
2017年金砖五国会议展品
我们不妨反向思维一下，真要仿古，一定照书本上写的仿，数量绝对控制在单数，支钉痕绝不让它大于芝麻粒，这一点太容易了，造假的人不会别出心裁地去冒一眼就被人看穿的风险的。
相信大家记得，在台北故宫博物院，藏有一只镇院之宝：无纹的汝窑水仙盆。它特别珍稀，属汝窑器中的极品！如果，我作个假设，如果这盆是现在民间被发现，送到国内各大博物馆去作鉴定，有哪家博物馆的专家会认？它的下场，很可能是被打入仿品的行列而淹埋在尘埃中！我常常反思：是否人类对历史文明认知的能力在不断退化？还是我们这几代人，都有被文革的淫棍敲击后留下的脑震荡后遗症？否则，有些认定的逻辑推理不会那么不近情理。
我假设一下：如果大维德爵士，当时也相信了汝窑全世界存世量只有67.5件之说，那他也绝不可能再收藏到11件。说明他是不信教条的大收藏家。他信自己的眼力，一切以东西所具有的质为鉴定依据，才成为享誉世界的大藏家。任何以自己见过或书上写过为唯一标准而不留余地的结论，都会给人错误的导向。世界大地上，随时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，都会有意想不到的物品被发现，鉴定必须客观地面对事物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不迷信教条，才能真正从收藏的认知过程中享受到生活的乐趣！
北宋汝窑青釉玉壶春瓶，大英博物馆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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